《炎黄春秋》是大陆一份主要供老干部及知识分子阅读的月刊，在北京一般书报摊上并不容易买到，但由於经常出现被外界视为“大胆”的言论，海内外知名度甚高。该刊总编辑吴思在受访时表示，碎步前进的民主，始终是《炎黄春秋》追求的目标。

十年前首创中国历史“潜规则”概念的吴思，在大陆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吴思出生於一九五七年，年轻时度过一段不算短的“极左”岁月，一九八二年开始从事媒体工作，一九九六年加入《炎黄春秋》，而当时的《炎黄春秋》已经创刊五年。

吴思表示，《炎黄春秋》主要探讨历史问题，但与当年他刚加入的情况相比，现在的《炎黄春秋》更贴近於现实。例如该刊去年最引起争议的一篇文章，谢韬撰写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探讨的就是中国大陆当前应该走向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谢韬在该篇文章中主张，马克思的后继者，自列宁到毛泽东根本就是走偏了路，而邓小平的路线也并不完全足够，必须把“民主”给补上。吴思说，这篇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文章，刊出后引起极大反响，大陆各地也发起九场批判会。事实上，《炎黄春秋》的“与现实贴近”及“离经叛道”不只一端，几乎每一期月刊都有引起争议的文章。

刊登这样的文章，在大陆媒体圈中的术语称为“打擦边球”。吴思表示，《炎黄春秋》长期打擦边球却还能生存至今的原因，首先是编辑人员的经验，其次是《炎黄春秋》作者群、编委及社长的背景因素。

他说，以刊登中共老干部李锐文章而被封的《廿一世纪环球报导》为例，那篇文章《炎黄春秋》也登了，但没事。吴思说，这是编辑人员的经验问题，《炎黄春秋》在刊登那篇文章时做过删减。

但另一方面，吴思说，如果《炎黄春秋》未做删减、同样全文照登，也有可能没事。他说，《炎黄春秋》的社长、编委和作者群，过去都是各大部门的高级干部，现在的一些宣传主管，可能当年就是他们的部下。

但即使如此，打擦边球仍是一项“艺术”。吴思表示，虽然中共现任宣传主管单位对《炎黄春秋》的老干部们都信任得过，相信他们提出的都是建设性意见，但在发表一些敏感文章时，仍要十分谨慎，不可触动政治集团的核心利益。

吴思举例说，如果一篇内容很有料的文章，已经超越尺度了，他们就会在下标时小心一些，把文章的性质拉回到尺度内来。而如果一篇文章离尺度还有一些距离，编辑在下标时就会大胆一些，让文章在感觉上更接近於尺度。但至於如何具体拿捏尺度，吴思说，这凭的是二十几年的媒体经验，很难说得清。

《炎黄春秋》长期与尺度周旋的原因，在於该刊的民主理念。吴思说，虽然与毛时代相比，大陆的政治体制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一种集权制度。据指出，《炎黄春秋》主张采取碎步改革的路径，在媒体的开放上，先放开个一、二家；在民主选举上，也可以由现在的村自治只能选二把手（村委会主任）往前走，让村可以选一把手（村支部书记），然后扩大到乡镇、到县市。

此外，吴思认为，大陆政治、经济稳定程度都超过越南，越南的总理、总书记都可以透过差额选举选出，大陆没理由做不到。他还认为，中共应该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的管制，让大陆逐步发展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等到社会准备的程度足够，未来才可以迎接一个大的转型。他认为，台湾民主化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对於近期大陆媒体环境越来越差的说法，吴思并不以为然。他说，大陆对媒体的管制，经常是经一事、长一智的，碰到一次问题就总结一次教训，然后拉出一条线来，最后线越来越多，结成一片网。他说，对网路这样的新兴媒体来说，由於仍在结网的过程，因此会感觉越来越“紧”，但对报纸、杂志这样的媒体来说，感觉就不一样了。

他说，中共对报纸、杂志能做的，都已经走到头了，基本都做完了，从他自己经营杂志的感觉来说，过去一年反而自觉手脚活动馀地更大了。至於报纸，他举例说，《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仍然享有很宽松的空间。此外，大陆一些民间论坛、讲座，演讲者已经几乎毫无禁忌了。

 
附：吴思六人谈

上世纪90年代，我与吴思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交往模式，每次从天则所双周讨论会出来，站在方庄的车站上，讨论一个小时问题。没讨论完，经常车来了也不上。通常是他提出观点，然后用故事论证，让我反驳他。就这样，我跟吴思抬杠抬了好几年。《潜规则》中的那些道理和古代官场上的例子，吴思差不多给我从酷暑讲到寒冬，从寒冬讲到酷暑。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吴思会把这些话题系统化，形成一本书，而且是名著。印象最深的是，只要我往抽象里提炼问题和概念，他就打断，一定坚持还原成经验可理解的东西；坚持从常识中推导出公理，来推演那些元问题，也就是根子上的问题。这样讨论出东西，好处是推理实在，老百姓也能明白；但特别花时间，一个小时不够讨论一个细节的。多年后，我对吴思说，你这种方法很像胡塞尔和孔子的现象学方法，西方叫本质直观，东方叫实事求是（或格物致知）。

——姜奇平，《互联网周刊》名誉主编

我和吴思是在《农民日报》、《桥》杂志时的同事，80年代的时候他总是喜欢背着一个很搞笑的军挎包，到处去寻找事实的真相。1988年我们去过一次大寨，去看一个集体主义的典型在分散模式的时代是怎么解决的。他跟一般记者不一样，除了事件本身的真相之外，还探究社会结构的真相。我们直奔大寨，跟农民在田埂上聊。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听说有找农民的记者，就开车过来了，搬椅子我们坐。跟农民聊怎么能坐着呢，就都站着聊。

此人有国士风度，我当时私下认为是同事中能成大器的几个人之一。我对他的评价是“都市里的文化隐者”。他外表看着很漠然，实际上心很热。吴思有很多朋友，但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他是很孤独的，他不是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社会的问题。

——刘江波，触动传媒执行副总裁

他和李亚平是同学，都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都喜欢到历史中发掘教训。他发明的“潜规则”一词非常流行，一次有人向法国学者马克介绍说，这就是“潜规则”一词的发明者，马克问，“潜规则”是什么意思？吴思用英文回答，说是“隐蔽的规则”。这个词比较贴近生活的历史，让人浮想联翩，比如老百姓说的“猫腻”，古人说的“形格势禁”，还有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的“钱规则”，确实有很多隐蔽的规则。中国，兵法最发达，“兵不厌诈”的意思是：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这种东西，确实值得研究。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们做研究的人，对潜规则其中的意思都是知道的，这本来是一个学理的概念，也有相关的描述，只是我们都没有人用潜规则来概括。吴思把这个概念形象化了，潜规则一出来，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特别生动。他通过历史来分析，又呼应现代的问题，这样更容易把潜规则变成一个公众概念。吴思开出一条研究历史的新路子，不是很学理，但很有智慧，很有冲击力。这正是过去的历史研究缺乏的。

易中天也讲到一些权谋，但易中天的太简单化了。他们都说潜规则，但不同的是吴思对潜规则的态度是批判的，而易中天却在暗中有一种赞美之意，两人的取向不一样。当史学开始大众化以后，我们要考虑如何把握舆论的导向。我们应该让人民向善，而不是向恶。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吴思是个处变不惊的人，他不追社会热点，不像别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热点发言，他不做社会的跟班、不做市场的跟班，这一点很可贵。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和理性的态度，对社会有通透的认识，做什么事情都会找到自己的一套认知的方法，不受别人的影响。他也是个非常节俭的人，走哪儿都骑自行车，住的房子也非常破，不是他没有钱，而是他应对世界的逻辑，不赶时尚。有的教授、学者聚一起都是谈房子、车子，他不求这个。有一阵他严格按照养生食谱来要求自己，吃几个蛋白、多少卡路里、多少单位脂肪，他都能数量化。在中国繁荣论和中国崛起论叫嚣得让中国人自己大都相信的时候，在中国人多以为“这里就是现代性，就在这里跳舞享受”的时候，吴思从历史老人那里借来了“奥卡姆剃刀”，他那“片面的深刻”有力地拷问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

——余世存，学者

吴思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他的概念萃取和创造的办法。大家知道，“潜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这些概念，是吴思的萃取和创造，现在已成为流行语汇。可以说吴思丰富了中国语汇，深化了中国思想。有时我想，概念的萃取和创造，也许是衡量一位思想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没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就萃取不出来有用的概念。没有学术思考的灵气，就创造不出来可以流行的概念。

治史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学究性的，去整理和还原历史的材料，另一种态度，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去研究历史，目的是解决今天的问题。吴思是有深切的现实关注的，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中国现实的运行逻辑，是为了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在这个意义上，吴思不是中国历史学家，而是中国历史思想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位中国历史的政治思想家。

——杨鹏，北京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所长

（采访/胡赳赳 邝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