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阶段

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一方面受该国社会环境、社会发展及政治需要的制约，一方面，又受到我国国内研究的影响。根据研究的起步、研究的规模、研究的重点，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初始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限于对毛泽东革命活动及著作的介绍宣传。

首先是I927年《共产国际》用俄文和英文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毛泽东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高度赞赏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1]此外，在《共产国际》上还刊登过毛泽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论新阶段》等著作的重要内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著作的关注和宣传客观上造成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传播的条件。

其次是美国，1936年6月斯诺走访陕北，先后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进行多次访谈，搜集了有关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第一手材料，采写了30多篇通讯，先后发表在上海、美国的报刊上，引起世界关注。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写作了《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用真实可靠的材料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刻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像，第一个向全世界全面公正的报道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个人生平及思想。这本书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仍是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主要经典参考书。总之，从20年代到30年代，毛泽东思想在国外的介绍和传播，是得力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一批外国进步记者的宣传报道。

第二阶段，四五十年代的展开阶段。

这一阶段毛泽东思想研究在各国开始展开。

40年代，美国记者继续深入报道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1944年6月，爱泼斯坦访问延安，并撰文《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46年8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几次访问毛泽东，她同毛泽东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其中比较完整地向世界宣传反映了毛泽东思想。1948年，美国“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出版《美国与中国》一书，初步涉及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注意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很特殊的。”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世界各国得以广泛传播和研究。1951年，施瓦茨出版《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这部著作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中共历届领导人推行的路线，并专门分析了毛泽东的战略，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个词。1952年，他们二人同布兰特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年至1951年》，通过中共文献来研究“毛主义”的形成及特点。这两部著作提供的文献资料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条件，成为西方“毛泽东学”的奠基之作，也标志着西方毛泽东研究由传记性介绍转到系统性研究。

但是，美国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出台“麦卡锡主义”，大大打击了美国的毛泽东研究乃至中国学研究，“其结果是政府中整整一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在专业上被摧毁了。”[2]

在日本，毛泽东思想和著作受到推崇，日本松村一人对《实践论》和《矛盾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称“两论”对日本战后中兴起了启蒙作用，指出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特征。

前苏联方面对毛泽东著作也表示了肯定和赞扬。早在1948年，前苏联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把东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5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他两次派尤金参加毛选的编译工作。斯大林还仔细阅读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交由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在亚非拉各国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也开始增大，正如美国学者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指出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毛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主要象征”。

第三阶段，六七十年代的高涨阶段。

此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引起了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关注，此时期的中苏论战以及大跃进、“文革”则进一步刺激了国外学者对中国现状和毛泽东思想的广泛研究。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前苏联由肯定转向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出版了《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批判》、《毛主义的思想政治实质》、《没有的毛主义》等代表集，其基调是称毛泽东思想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是“实用主义”。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反映了中苏关系恶化背景下的非正常研究态度。

在欧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分成三个学派，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右派，以费正清、施瓦茨、施拉姆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佩弗.沃尔德为代表的新左派。他们之间展开了两次大论争，一是右派和自由派围绕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否具有独创性的问题进行论争；一是自由派和新左派围绕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论争。两次论争虽然存在很多局限，但是发表的文章与系统阐述某一观点的著述不同，他们言简意赅，针对性强，从而大大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一大批有影响的著述，如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中译本在我国发行达50万册)，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哲学思想透视》，陈志让的《毛和中国革命》等等，这些著作涉及面广泛，包括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等，在世界上影响较大。

日本大力开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青年新左派运动中有三M主义，几乎所有大学设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小组。日本学者研究的倾向性强，有的学者批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有的学者坚持这种理论，褒扬“文化大革命”。尽管如此，日本毛泽东思想研究仍呈现了纵深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为，为了理解和评价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人们大大拓宽了自己的理论视野，既有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又有对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及相互关系的揭示，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毛泽东思想。

第四阶段，八十年代以来的深入研究阶段。

这一阶段，国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从形式上看已经降温，但从实质上看，应该说正在深化，研究更加切合实际。

首先，中国国内的形势为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1981年的《历史决议》为国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参照物。《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全面、公正、客观的评价，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主张”。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国外学者进行了理性反思和重新评价。

其次，国内大量有关毛泽东材料的披露为国外学者重新认识评价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可靠的基础。80年代以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毛泽东的著述，这成为国外学者进一步的研究的基点。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对毛泽东的生平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尤为重视。这类著作比较有影响有两部，一是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它是作者根据多年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心得，汲取了新的文献史料，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参照系，着重从思想理论方面对毛泽东一生的道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另一部是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作者从60年代开始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他围绕毛泽东的思想中有关空想社会主义内容进行了广泛研究。

第二，加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历史的研究，出版了大部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新著。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1966——1982)上下两卷分别于1990年8月和1992年7月译成中文。这两卷对我们了解西方中国学领域的研究情况、动态、理论观点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重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日本学者宇野重昭、小林弘二、矢吹晋合著的《当代中国的历史(1945——1985)》一书中“把当代中国分成两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进行研究，作者具体分析了两个时代的特点和异同。”[3]庆应大学国分良成教授发表《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日本现代中国研究泰斗竹内实先生也撰文《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进行了比较，并在文末指出“中国是令人感兴趣的，正是今天才更需要研究中国”。[4]美国学者施拉姆、迈斯纳、泰韦斯等人在其著述中都涉及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相同点表现为思想方法的一致性、历史地位的共同性、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性；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上的差别、选择执政政策的方法和手段的差别、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差别及个人经历上的差别。

二、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特点

其一，从研究对象来看，重视毛泽东的个人思想。

国外学着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思想家、军事家，进而侧重于对毛泽东个人成长道路、思想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施拉姆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三种内涵：一是毛泽东个人一生所想的：二是解放后《毛泽东选集》或另外的小册子、书中公开发表的著作内容：三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即“集体智慧的结晶”。

施拉姆是在第一种界定上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这在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有着广泛的代表性。这种界定与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紧密相关。一是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同对毛泽东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考察结合起来，全面反映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二是把毛泽东思想研究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历史过程来研究，把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以及后来的思想发展结合起来考察，探求他们的互动关系。三是这一界定是国外“毛泽东学”的基础，国外毛泽东学形成是以传记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确立为标志的，其研究的基点就是毛泽东的个人思想。这样，可以通过考察一种传统或多种传统与个人对历史环境的估价的相互作用来思考个人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也可以把个人的思想作为理解个人行为和意图的钥匙。

其二，从研究模式来看，重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国际契机。

国外学者用“冲击一反应”的模式思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下的背景下考察毛泽东思想。施拉姆在其传记名著《毛泽东》中写道，“如果说新中国看来趋向于在一定程度上将共产主义因素和传统因素融为一体，那么，这种走向融合的倾向是中西两种模式和思想长期在极其混乱的状态下相互斗争的结果。到19世纪末，显而易见，中国必须向欧洲人学习，以增强国力，抵抗其入侵。”[5]可见，中国革命借助西方思想体系，突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起的作用。

其次，分析了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国际因素。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中国革命和发展的要求，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但是国外学者着重从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国际背景来考察。美国学者怀利在《毛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指出，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争及俄国的最终胜利有力地扭转了战局，这使国共两党都看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可能性，抗战胜利后，国家最高统治权的归属成为双方关注的核心问题。他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把“国家领袖”争夺问题提上了政治议程。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的解散，蒋介石据此制造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的“通电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一方面“以毛和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新核心而象征性团结起来”，另一方面“是为了摧毁蒋介石在国内外作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言人的地位”。[6]

其三，从研究材料来看，重视材料的编撰与整理。

有关毛泽东的材料的搜集、编撰和整理是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大特色。

首先，重视原始材料的搜集。日本和欧美的研究人员不惜重金和人力搜集购买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研究各个时期的第一手资料，从解放区出版的报纸和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到建国后公开出版的所有毛泽东文献。其中，竹内实和施拉姆是典型的代表。日本学者竹内实耗费巨大精力，编辑了目前国外部头最大的中文版《毛泽东集》。这部《毛泽东集》共10卷收集了1917年至1949年间的著作，其收录毛泽东著作范围所根据的标准是：(1)毛泽东本人署名的著作，无论是个人单独署名的，还是与他人共同署名的，都予以收录。(2)无毛泽东本人署名但有根据可以肯定是毛泽东所著的著作，也予收录。(3)论文、报告、讲演、书信、谈话、宣言、法令、电报，皆在所收之列。(4)只在《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收录过的著作不与收录。之后，编辑出版《毛泽东集》的原班人马于1983年12月—1986年3月出版了《毛泽东补集》10卷本。整套《毛泽东集》共20卷，是目前国外卷数最多、收文较全的毛泽东文献集。斯图尔特?施拉姆则编辑出版了《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收入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的毛泽东的文献，主要是毛泽东1956年到1971年的谈话与书信。这两部文集各有重点，因而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其次，在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对原始材料的考证和编辑，甘做“嫁衣”。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料是否准确、资料是否翔实。国外学者在此做了出色的努力。如施拉姆与斯诺五次通信，核实了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说过的“我们为解放中国而战斗，绝对不是为了把中国交给莫斯科”。[7]同时，国外学者比较及时的介绍中国有关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最新材料。2000年7月日本美玲书屋出版了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下册)。译者在后记中写道，这一著述中有的地方不是根据一般人现在可以利用的著作来介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著作的出处的，所以“译者仅根据手头现有的书籍做了调查，不能说很充分，但已经做到让日文版注释中列举的出处一览表发挥作为研究毛泽东和中国现代史的著作资料目录的作用。”[8]这不只反映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掌握的资料做了研究，更体现出“为人作嫁”的学术精神。

其四，从研究方法来看，重视多种方法的使用。

首先，比较法是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普遍应用的方法。这种比较研究的集中表现在纵向比较上，把毛泽东战略策略同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比较，以费正清、施瓦茨为代表的学者界定了“毛主义”的概念，“毛主义战略的实质是在一个纯粹农民群众的基础上强制推行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并因信奉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而获得生命力的政党。”[9]同时，把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同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他们重视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特征，把毛泽东思想同先秦时期老子、庄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进行比较，同明清时期王夫之、颜元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如施瓦茨与施拉姆认为，毛泽东重视人的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主要来源于中国儒家传统，斯塔尔认为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主要来源于传统的阴阳学说。在横向比较研究中，主要是把毛泽东思想和同一时代的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葛兰西、马尔库塞的思想作比较。

其次，一些国外学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的反映综合法，通过理解、分析、综合、重新整理和评价这些活动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具有灵活性、能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这种对主客观相互依赖的敏锐知觉，以及对这种辩证法的谨慎运用，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之一，也是毛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秘诀之一。沃马克的动态研究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包括它各方面的内容和观点，看成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种研究的目的在于“凭借毛著作中实践的本质和其政治背景以便生动地解释他早期的政治思想。”[10]再就是以派伊为代表的心理分析法，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毛泽东的个性与意志对他的政治品质和革命倾向的影响，这样的方法如运用合理对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的发展过程的细致性和深刻性有很大的帮助。他过分强调了毛泽东的个性特征，蒙上了一层命定论的色彩，是一种历史唯心论的观点。当然除了上述采用的方法外，国外学者还用计量方法、系统方法、权力斗争法、实地考察法等方法来研究毛泽东思想，这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使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反映出国外学术研究的多种角度，对我们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